教父、才子与美女，半世风流就这样远去

▲《光阴的故事》剧照。

该片用四个讲述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来反映台湾三十年的社会变迁。杨德昌、柯一正、陶德辰都是刚从美国归来，张毅之前从事小说创作，这四个人从未拍过剧情片。可是中影大胆起用年轻导演，让他们自由施展拳脚。

1983年，小有名气的侯孝贤投资拍摄《小毕的故事》，主动放弃商业题材，随后几年，《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都是写实性较高的电影。在拍摄自传性电影《童年往事》时，内容涉及到批判国民政府，使他在制作过程中一度十分艰辛。

1983年，杨德昌执导第一部长片《海滩的一天》，请来张艾嘉、胡茵梦主演。杨德昌通过两个女性的成长经历，审视台湾由日式父权传统，过渡到80年代对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冷漠社会。片长2小时47分，远超过传统电影的放映时间，但是在杨德昌的坚持下，一刀未剪送到影院，创下先例。

▲《海滩的一天》剧照。

1985年的《青梅竹马》和1986年的《恐怖分子》，杨德昌又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探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代都市，获得许多国际奖项的肯定。

杨德昌由此声名远扬。在拍摄《青梅竹马》时，他结识了歌手蔡琴。两人很快步入婚姻殿堂。可是十年后，感情破裂，杨德昌对这段婚姻的结论却是“10年感情，一片空白。”而蔡琴则答：“我不觉得是一片空白，我有全部的付出。”

侯孝贤在《青梅竹马》中饰演男主角，他与杨德昌在这一时期结下深厚友谊。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时，就跟杨德昌说：“我先看了你的《海滩的一天》，我相信风柜会比你的海滩拍得更好。”杨德昌听了很是感动。

杨德昌拍电影，就像他学电脑一样，要求形式的绝对完美，正如他的性情，敏感而诚实，也因此常常得罪人。

侯孝贤说他：“你就是水太清了，养不了鱼。”

杨德昌的电影主要描绘在生活型态转变下，城市中产阶级的感情生活，也与侯孝贤的乡土电影形成鲜明对比，两人性格、拍摄风格都截然相反，一时难分伯仲。

侯、杨二人和陈国富、王童、万仁、吴念真等人，扭转了台湾电影市场被格调日渐低下的商业片充斥之颓势，在重新赢得台湾观众认可的同时，也让台湾电影获得了国际声誉。

侯孝贤至今仍记得，年轻时，大伙儿常在杨德昌父亲济南路的日式老房子中聚会，杨德昌有块黑板，上面总写满了各种对电影的想法，一帮人把酒畅谈，充满对电影的梦想。

台湾电影开始复苏，香港电影公司也没放弃这一市场。1983年，张艾嘉出任香港新艺城电影台湾分公司的总监。在她的筹划之下，台湾新艺城的首任负责人兼导演虞戡平，拍摄悲剧片《搭错车》。

虞戡平想借电影表达“搭错国民党的车来”之意。影片还关注眷村火灾和土地征收、旧区重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电影歌曲《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是否》更是耳熟能详的老歌，堪称“神曲歌单”。这部电影上映后，在5个月内8次重映，票房收入高达4000万台币，并在第20届金马奖中获11项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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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台湾电影人的春天来了，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电影创作空前自由。

1987年，台湾电影已经从黄金时期的平均年产120部左右锐减至85部，市场竞争力大不如前。“新电影运动”的发起者们发表《“另一种电影”宣言》，要求政府、媒体给“另一种电影”更多的生存空间。

1989年，侯孝贤拍摄电影《悲情城市》，将台湾当局一向敏感的“二・二八事件”搬上大银幕。

▲《悲情城市》剧照。

杨德昌不甘人后，挑战禁忌题材，于1990年推出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部电影改编自上世纪60年代的真实杀人事件，那时候，台湾压抑的社会环境下，空气是浑浊的，天空也是灰暗的。14岁的张震那令人惊艳的演出，表达的正是杨德昌他们那代人年轻时的失落和绝望。

日本知名导演是枝裕和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主角，拍过一部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足见这一时期台湾新电影的影响力。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这一年，李安也出山了。

从1984年起，李安在家赋闲，长达6年，期间阅读、看片、写剧本，包揽了所有家务，家庭开支则依靠仍在攻读伊利诺大学生物学博士的妻子林惠嘉。这对于李安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光。

1990年，李安完成《推手》的剧本，获台湾政府颁发的40万元奖金，使他有了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的机会。两年后，他的处女作《推手》亮相台湾，这部喜剧片反映一家在纽约生活的小编，遭遇的代沟和文化差异。

该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等8个奖项的提名，那个在颁奖典礼镜头下略显腼腆的青年导演一战成名。

▲初出茅庐的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