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往事并不如烟

冯仑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

但冯仑坚持认为，“万通六君子”一起创业，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国家的未来。

他们在公司创办一周年的时候，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会后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副标题是“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

跟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出于改善个人生活而闯出来的草根创业者不同，以“万通六君子”为代表的体制内精英下海群体，是那个年代经济有活力且诱人的一个写照。

在中国改革史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是一个风向标。冯仑这批集体下海的创业精英，因此有一个统一称谓，叫“92派”。

1993年，万通凭借在海南等地房地产的成功积累，杀回北京，并幸运地躲过了即将崩盘的海南楼市泡沫。

同年，万通在北京开发了“新世界广场”项目。通过和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的合作，万通新世界广场大获成功，卖到了当时市价的三倍。

这让冯仑在1990年代初的北京名噪一时。

陈清泉也很出名。在美洲福建籍移民群体中，他的名头越来越响，一跃而为新一代侨领。

侨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帮助同乡新偷渡者落脚。

1988―1997年是长乐人偷渡美国的“黄金十年”。闽江边一度停靠着各式的偷渡船，蛇头就在船上扯嗓子喊：“有出去的没有？”

一些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在岸上和亲人告别，然后上了船，天才蒙蒙亮。

接到蛇头的电话，陈清泉就会知道家乡又来人了，于是带领几个餐厅老板前往接洽。每个人偷渡费1.8万美金，最多的一次，来了20多个家乡的年轻人，总共30多万美金。陈清泉等人代垫了这笔巨额费用。

随后，每个餐厅老板根据经营能力，分配到3―5个同村偷渡者，让他们在自己的餐厅内做事。每个月工资1700美元，扣留1000美元，作为偷渡费偿还，实发700美元。

“只要一年半时间，这批偷渡者就能把债务还清，可以开始攒钱寄往家乡，准备盖房子了。”陈清泉说，最关键的是，长乐人在美国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从根本上解决了初到者的心理恐慌和工作着落等现实问题。

这就叫出路。

被打压的“温州八大王”，最终也迎来了他们的出路。温州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八大王”从而咸鱼翻身，成为改革先行人物。

自称“刁民”的刘大源，蹉跎了四五年，事实上早就从乐清首富的位子上泯然众人矣，徒留“螺丝大王”的名号，供改革事业研究者使用。

后起的温州民营企业家，胆子大到可以把假鞋卖到全世界，刘大源只是老老实实守着他的门面。

▲“温州八大王”平反。

四

刘大源是一个胡雪岩迷，对胡雪岩的家世了如指掌。

胡雪岩因政治而兴，一度做到晚清帝国首富；又因政治而败，成为政敌整他的靠山左宗棠的一枚棋子，最终贫病交加而死。

临死前，胡雪岩将子孙们叫到跟前，嘱咐他们说：“白老虎可怕！”

刘大源应当熟悉这段典故。

刘大源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经商的。“我不让他们做生意，等将来环境好了，也许可以让孙子孙女继续做生意。”

陈清泉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有钱的侨领。他时常回国投资，利用美国福州总商会的平台，组织旅美闽籍企业家，参与家乡建设。

而他更主要的工作，还放在了“环境”的改造上――动员华人华侨关心政治，鼓励旅美乡亲参加美国选民登记，用手中的选票，改造美国社会对华人华侨的偏见。“我们手中有选票，我们讲话就很重要。”

“万通六君子”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洪流中，也早就走到了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