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建国怎么就成了不可能？丨“双十协定”73周年特刊

到了1944年9月，在日军“一号作战”的凌厉攻势下，史迪威请示罗斯福，由后者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照会，要求蒋立即将中国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9月19日，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官邸，史迪威以一种极具侮辱性的姿态将这份照会当面交给了蒋，双方关系由此不可挽回的破裂了。史迪威旋即在蒋的一再要求下被免职，其位置由魏德迈接替。

▲1942年3月，史迪威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与蒋介石合影

“史迪威事件”中双方的是非曲直，历史学家自有判断，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起事件极大挫伤了蒋介石的国际声誉，并增加了美国国内对于国民政府的负面观感。史迪威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中一直被视为诚实、正直和严肃的人物，史氏在解职前又将大量对蒋不利的机密信息透露给了美国媒体，导致了众多攻击蒋介石的报道在美国问世。

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负面评价还来自于活跃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一批职业外交人员的分析报告中。这批精英都具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们包括了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以及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

这批中国通依靠其对重庆政府的近距离观察，越来越深切体会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腐化无能。相反，位于陕北的***却令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他们认为***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主宰中国政局，因此美国迫切需要建立与中共的直接联络渠道。

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David Barrett）率领的美国军事观察团，史称“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历史性的抵达了延安，谢伟思随同前往，观察团在延安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亲自接见，同年9月，戴维斯亦造访了延安。

▲1944年7月22日，毛泽东、朱德与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机场

中共领导人直爽热情、平易近人的态度以及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都令中国问题专家们印象深刻，戴维斯在发往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必将在未来接管全中国，除非美国“以相当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规模进行干预”，否则国民党的统治无法维持，加强与中共的合作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他根据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典型的共产主义政党，毋宁说是一群土地改革者，把中共从苏联手中争取过来，对于维持美国战后在东亚的影响力是有利无弊的。

自1944年夏季开始，美国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有趋暖的势头，毛泽东甚至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设想。然而，正如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mstein）指出的那样，美国对华政策不连贯和临时起意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试探性的展开与中共接触的同时，不愿也不可能抛弃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既有合作。

1944年末，罗斯福任命的中国特使赫尔利（其后担任驻华大使）来到中国，很快就逆转了与***达成任何共识的努力。

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并非职业外交家出身，对于中国的复杂情势不具备透彻的了解，他在上任伊始，便兴致勃勃地想要促成国共双方之间的政治和解，此番努力很快就遭遇了失败。赫尔利怒气冲冲地将调解失败的责任归罪在谢伟思、戴维斯在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头上，他认为正是这些“亲共分子”的言论败坏了蒋委员长的形象，还提高了***的胃口，以至于他促成国共和解的努力不得实现。

赫尔利随即就对驻重庆大使馆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展开“整肃”，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相继被调离了岗位。此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便一直维持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间接的帮助与支持，但避免介入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并努力说服两党达成政治和解。

相形之下，中国另一个战时盟友苏联的对华政策则充满了简单明了的实用主义――利用日本战败形成的战略真空，极力扩张其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秘密备忘录”的形式与斯大林达成交易，以外蒙维持现状、苏联享有中东铁路管理权、永久租借旅顺及大连港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换取了斯大林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结束对日战事的承诺。

该项“秘密备忘录”是在中国政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蒋介石直到同年7月份，才被华盛顿单方面告知了美苏协议的内容。对于蒋介石来说，美、苏的行为无异于违背道义的叛卖，但鉴于中国的弱国地位，蒋介石不得不无奈地接受既定现实。

更重要的是，自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人数达150万的苏军越境进入东北，对蒋介石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不能及时满足斯大林的胃口，尽快与其签订条约，东北的苏军或许会与华北的中共武装连成一气，着手建立国民政府之外的共产政权，那么黄河以北就将非复国民党所有了。

▲1945年8月，进入大连的苏军坦克部队

斯大林有效地利用了蒋介石的上述恐惧心理，迫使其与苏联达成妥协。

8月14日，中方代表王世杰与苏方代表莫洛托夫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方全盘接受了雅尔塔”秘密备忘录”中苏联需索的一切要求，苏方则承诺只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会将东北转交国军。

明眼人皆看的出，该条约中中方让渡的都是实际的权益，而苏方的许诺却并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这也为之后国共争夺东北埋下了伏笔。不过从蒋介石的角度看，他在付出了惨重损失之后至少获取了斯大林亲口承诺不会支援中国***，这自然能够给毛泽东一方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其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条件，交出解放区的控制权。果然，斯大林在条约签署后，向延安拍发电报，阻止中共部队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行动，并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毛泽东照做了。

四、心不在焉的和谈

毛泽东本来是不打算去重庆的，他于8月14日收到了蒋介石的第一封邀请函，请其前往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毛很清楚蒋的算盘，蒋需要摆出一副和平的姿态给不愿卷入中国事务的美国人看，而他此时已获得了斯大林方面对国民政府地位的背书，在谈判桌上压迫中共就范显然是可行的；谈判尚可以给国军在各地的受降争取时间，如果***不愿谈和，国民党就洗脱了发动内战的责任，更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军事行动。

于是，毛泽东答复称会派朱德前来重庆，但蒋没有放弃，于20日再次致电，邀请毛泽东早日赴渝“共定大计”，23日三次致电，表示：“唯有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

在蒋介石几次三番的电邀，以及美、苏双方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有所让步，于次日致电蒋介石：“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7日，赫尔利由重庆飞往延安，次日，他陪同毛泽东搭机前往陪都参加和谈。尽管赫尔利与斯大林都已担保了毛在重庆期间的人身安全，不过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在其不在延安的时间里，将由刘少奇代理党主席，处理党内事务。

由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与中共举行会谈的，国民党并没有准备好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不过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蒋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会谈的方针意见：“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次日又写道：“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总之，有关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蒋介石不会作出让步。

▲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会面。前排左起：赫尔利、蒋介石、毛泽东，后排左起：蒋经国、张群、王世杰

和谈正式开始前一日（9月3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王若飞提出书面《谈话要点》十一项，并由政府代表书面逐项答复，以此为谈判的基础。不出意料，双方争议较大的问题集中在了第九和第十项，包括了解放区的行政组织问题以及***部队的改编问题。

重庆和谈自9月4日开始，至10月5日结束，共进行了十二次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和王若飞，蒋介石和毛泽东尚进行了八次直接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