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崇祯四年秋，也就是1631年，登莱明军大批哗变。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领变军及家眷，携带大批火炮火器投奔满洲。这些人就是大清汉军旗的初始骨干、“乌真超哈”重炮兵的核心，直接改变了当时东北亚的军力对比。

明朝灭亡前一年，辽东巡抚的报告承认：“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亦恐难保……以物力言，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也”。有前线经验的人也记载：“彼(指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铳，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矣。我虽先得是铳，奈素未多备。”清军重火器的实力已经达到十倍于敌，不论有无流贼进京、镇将倒戈，全胜入关都只是时间问题。

清初政府对于接受外洋事物其实并没有太多成见，毕竟对于开创时的满洲皇室而言，西洋天主教士的思想与技术并不比汉人儒生的更加见外。所以顺康时的天主教士，在推进中国军火技术上出力甚大。康熙一朝铸炮985门，其中南怀仁监督主制的有566门。

但雍正帝接班后，开始敌视与西洋人、耶稣教有关的一切事物。因为在接班前的夺嫡危机中，雍正帝的政敌们将西洋教士当作朝廷中可以团结的势力大加拉拢，自然在雍正帝的心目中，洋人就是勾结国内异己分子的境外敌对势力。再加上雍正登位后的“苏努教案”中，皇帝发现即使用死刑威胁，都无法迫使改信耶稣的近支宗室背弃信仰。中国皇帝对于威武不屈的信仰与宗教信徒，一直都无比仇视，认为这是对帝位的叛卖：居然有臣民胆敢认为宇宙中有不是皇上的最高权威。

从雍正朝开始，近古中国的火器制造又开始走下坡路了。雍正指示军人要不忘初心，“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火器在装备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1759年（干隆年间）清军与回部交战的图绘。值得注意的是，清军骑兵无操火器者，而骑兵装备手枪、短枪在康熙年间已经是西欧的通例

雍正三年、干隆三十九年、干隆五十五年、嘉庆六年、道光四年，首都及各地的军方火药库多次发生火药弃毁、盗卖、轰烧死伤事件。

干隆年间，从浙江到西域，各地驻军纷纷爆出克扣配发子弹、中饱制备资金的丑闻，士兵每年需领四十两铅子，但实得只有十二两。军事操演时，“止放空枪，仍开销弹丸”。

嘉庆四年，政府改造160门旧炮，结果发现改造后的新炮射程反而不如旧炮。道光十五年，广东铸炮59尊，试演时炸膛10尊，废品率达到六分之一。再过四五年，第一次清英战争就将爆发，引发从鲁迅至今无穷文人的火器与现代化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