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囊虫病及其他：欢迎来到印度器官博物馆

利维坦按：文中所说的脑囊虫病，又名猪囊尾蚴病，也是我做过的一个噩梦中最骇人的病症……此种寄生虫的发病形式会造成脑部出现神经性的病变（经消化道穿出肠壁进入肠系膜小静脉，再经体循环到达大脑内）。在发展中国家里，囊虫病是最常见的癫痫发作病因之一。顺便提醒那些爱吃猪肉的同学，一定要将猪肉煮熟煮透再吃（反正我个人从来不吃猪肉）。

本文的这个印度大脑博物馆并不是全球收藏量最大的。秘鲁利马桑托斯・托里维奥・德・莫格罗韦霍医院（Santo Toribio de Mogrovejo Hospital）内有一家大脑博物馆，收藏了近3000例大脑标本。

博物馆内大脑藏品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美国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Harvard Brain Tissue Resource Center，hbtrc.mclean.harvard.edu），这地方外号“人脑银行”，据说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人脑收藏（约7000枚人脑标本，一说为9000枚）。这是一家货真价实的“银行”――它为成千上万从事精神错乱、肌肉运动中枢疾病（如帕金森综合症，亨廷顿氏病）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料，还为寻找严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奥秘提供关键的证据。

本文或许含有令你产生生理或心理不适的图片，请酌情考虑是否继续阅读

一颗由福尔马林固定的人类大脑，研究人员正准备将它递给参观者。图源：MAYA PRABHU

女人死后，警察带走了她的男人。女人的父母宣称，是这个男人逼疯了她们的女儿――他总是向妻子索要嫁妆。这个故事相当真实，尤其是当女人的既往病历送抵停尸间的遗体旁时。病历上列举了许多似乎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疯狂的举动、幻听、奇怪而又扭曲的幻视。

只有当医生打开她的头骨、拿出她的大脑并切片后，真相才最终大白：她的损伤是物理性的，且病源并不是她的男人，而是一条绦虫。

坐落于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大脑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这一类型的博物馆，别无分号。来到这里的参观者会知道，这个女人只是得了“脑囊虫病”（Neurocysticercosis）。这正是该女子大脑切片上所贴标签的内容。这些大脑切片外包裹着透明的硬塑料壳，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犹如一件可怖的镇纸或是一个特别平平无奇的玻璃雪球。它们就这样保存在这座博物馆中。

一片储藏在塑料外壳中的大脑切片，标签上写着“脑囊虫病”，这是一种由绦虫引发的疾病。图源：MAYA PRABHU

博物馆内有成百上千具大脑标本，都用相似的方式保存、安装、排列在LED背光架上。这些背光架就像条纹般安置在一间大房间的三面墙上。标本中有因动脉瘤、真菌感染、细菌感染以及外部创伤而受到损害的大脑横截面。也有因肿瘤而扭曲的大脑标本，它们粘稠且与众不同，就像柔软、多褶的脑组织里挤出了浓稠多肉的蘑菇茎干。另有一些标本则展示了因先天畸形或因患阿兹海默症而部分萎缩了的大脑。长方体标本箱内则收藏着整个大脑，上面爬满了稠化的暗色血管。

脑囊虫病标本是一片大约半英寸（约1.27厘米）厚的切片，上面像被机枪扫射过一样，布满了胡椒子般大小的、洞穿了整个脑组织的小洞――这是大脑被猪肉绦虫幼虫感染了的证据。“重要的是，”S.K.尚卡尔（S.K. Shankar）医生解释说：“在进行大脑解剖分析之前，这个病例存在误诊情况。”他进一步说道：“我们在临床诊断上犯了错。但这个――”他指了指摆满了大脑标本的墙面，“把最终结论告诉了你。”

从这座博物馆建成之初起，这位神经病理学家，尚卡尔医生，就成了它的一部分。现在，刚过古稀之年的尚卡尔，身材依旧敦实、行动依旧敏捷，唇上的花白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最出名的还是他的高标准、严要求。2012年，尚卡尔退休了，从那之后，他每天都来博物馆工作。

“我觉得，是他将我们凝聚成了一个团队，大家各司其职，努力工作，”安妮塔・马哈德万（Anita Mahadevan）说，自1998年起，她就一直与尚卡尔共事。尚卡尔的同事们表示，建立这座博物馆是他的主意，但当我向尚卡尔询问此事时，他却不以为意并坚持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整个团队的功劳。

博物馆中的S.K.尚卡尔医生。图源：MAYA PRABHU

上面提到的这个团队由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一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构成。这个机构主持了两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大脑博物馆，另一个则是博物馆的姊妹项目，大脑银行。1979年，尚卡尔以年轻研究员的身份加入该研究所。

同年，他和其他一些病理学家开始着手进行一个永久性的收藏活动：在解剖尸体时，将那些拥有有趣且清晰可辨的病理学特征的大脑收集起来，并且，如果死者家属一致同意，就将死者大脑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至少三周，直到其硬度达到可切片且可供持续展出时为止。

此后多年，这些数量日益增长的展品只能在一间小小的房间内“安家”，也只有专业医学人员、研究者和学生能够进到这个小房间内。“学生们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标本。他们只能看见病人，病人死了，然后他们只能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尚卡尔说：“但是在这儿，没有猜测，只有事实。”

2010年，一幢崭新的大楼在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土地上拔地而起，那就是主体由蓝色玻璃装饰的印度神经生物学研究中心。而储藏大脑标本的这个小博物馆也得以搬到更大的地方。尚卡尔医生和他的同事安妮塔・马哈德万医生敏锐地捕捉到，这是将这些展品开放给普罗大众的绝好时机。截至2014年，已有成千上万名参观者领略了这些展品的风采。而博物馆也有了新目标：将“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带给怀揣着好奇心的大众。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置身于某种奇怪的宠物动物园之中。

“这座博物馆的主题是大脑，以及那些和大脑有关的故事，”尚卡尔说。在他的所有这些“故事”中，尚卡尔向我提起了一位图书管理员的轶事。故事说到一半，尚卡尔自己停了下来，手指在摆满标本的架子上滑动，接着拿下了贴着无关标签的一些标本让我仔细研读，上面写着“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萎缩”，或者“乙型脑炎”。尚卡尔把这些东西塞到我手里，嘴里喃喃地说道，“拿着这个”，然后“把这些放到桌子上，就是那儿”。

福尔马林确实是一种强效防腐剂：在那些尚卡尔从架子上挑选出来的标本中，我们很难用肉眼分辨出哪些是几十年前的标本，哪些是最近才制作好的。然而，尚卡尔却清晰地记得每个标本制作完成并送到博物馆里的具体时间。我问他这里面哪个标本是他的最爱，他开玩笑地回答：“它们都像我的孩子一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那个患上了脑囊虫病的女子的遗体是在博物馆建立之初送到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停尸间的。作为工作流程的一部分，这位女子的真实身份和她捐献出来的这片脑组织已经“解绑”了。如果说还有人知道她的名字的话，那只能是尚卡尔，但他永远不会告诉你：即便自己的病人都去世了，医患间的特殊关系也仍旧存在。

然而，这些隐去了主角姓名的故事仍旧静静地埋藏在这些标本中，等待着人们倾听它的诉说。其中的部分故事还有道德寓意。

三面墙墙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包裹在透明硬塑料外壳中的大脑切片。图源：MAYA PRABHU

在尚卡尔的团队于这位女子的大脑中发现绦虫蛀的洞之后，她那身陷拘留所的丈夫也被释放了。女人的父母主动放弃了控告。我猜想，这个家庭接下去会在悲伤中和谐相处，通过平凡的劳动，默默地度过余生。病理学家们的“最终诊断”――排除了任何临床诊断错误，排除了任何猜想与假设――换句话说，拥有一种冷却效果。任何由谜团和怀疑激起的狂暴力量都会在大脑解剖的实际结果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许这种对直接经验的信服，就是为什么大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鼓励参观者们伸出他们未经训练且未带手套的双手捧着这些真实的人类大脑，感受着还带有保存液的滑腻表面。

和储藏在塑料壳中的大脑不同，这些标本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健康的，尽管将这个词用在一个逝者的大脑切片上显得有些奇怪。实际上，这意味着大脑的主人死于其他原因，死于身体其他部位的不幸而非大脑。这些大脑捐献者有可能在逝世前就决定要将自己的器官贡献出来了，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大脑都来自那些死于致命交通事故的无知受害人――在班加罗尔，交通死亡非常常见。

在这些案例中尽管调用了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但让他们作出“死因”声明的就不再是临床治疗医师了，而是城市警察。验尸环节也成了这些科学家询问死者家属，是否愿意将他们挚爱之人的肉体遗骸托付给这种特别的身后事处理方式的唯一机会。

博物馆中陈列的各类器官。图源：MAYA PRAB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