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是“赚钱”吗？

女性要求男性赚钱？

前段时间在《俞敏洪图未展时》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次俞敏洪提到中国女性择偶标准是‘赚钱’，倒也有一定道理，换句话说，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大概更好听一些。这不仅仅发生在苏梅这样留学美国的精英女性身上，也发生在各个阶层的女性身上。至于这种追求带来的变化，无论好坏，都可以另起一篇文章详述了”。

现在我有点后悔了，因为我挖了一个大坑，这个话题仍然太大，一篇文章都写不完，只能找几个再小一点的方面慢慢论述。

构思本文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那句“现在他在公共场合基本不说人话”――具体到那段让俞敏洪在微博上被口诛笔伐了几天的话，还有不少问题，比如注重7439追求和注重赚钱有矛盾吗？如今7439产业的蓬勃发展，一样少不了消费者不断消费7439产品，实在囊中羞涩无法捧个钱场，也可以费点劲捧个人场，比如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这个公众号，可以动动手指转发一下。

扯远了，就说俞敏洪的意思是女性注重男性的赚钱能力，那么本文的讨论重点似乎可以放在这样一个小一点的范围上：家庭生活中，女性对男性的经济条件究竟是怎样要求的？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什么推动了这种变化？

事实上，这个范围依然不小，所以只能谈谈部分现象，以及对可能的原因进行表述。

最近的推送评论区火药味十足，一方面多讨论是件好事，另一方面触碰争议话题可以获得较好传播效果，同样也会引来更激烈的评论，所谓食得咸鱼抵得渴。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评论能够温柔些，诸如“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就不看重对方的赚钱能力”这样的说法，取样毕竟有有限的，对于这个世界真正的状态，不可能这么一笔带过。我也只能尽可能地去逼近事情的全貌，永远无法得出一个大一统的结论。

要求更多的女性

建国以来，中国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参与度是很高的。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数值是70.3%（《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高于不少发达国家。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提高了女性的经济水平，塑造了更多的独立女性。

而建国后另一大变化是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家庭主流。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妇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它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流，是在建国后宗族衰落，城市化进程中父母与子女分家逐渐普遍的大趋势下形成的。宗族的衰落让男女都能摆脱旧时代封建宗族的束缚，而进一步的大家庭变成小家庭，则让原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小夫妻能够独立出去生活。

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女性在家庭总的地位上升，也赋予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更多的权力。

说到这里我得补充几句。以前的女性并非没有欲望，只是权力太少，无法自由地表达欲望，也难以实现欲望。随着女性权力的上升，欲望表达也就越来越多，给人一种女幸欲望越来越多的错觉。而且权力越大的人，越有可能提出过分的欲望，比如古代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就热衷于长生不老这种不切实际的欲望。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有更多权力、获取了更多信息的女性自然比以往表达出了更多“更过分”的欲望。

那么女性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陈锋（2011）在《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基于辽东地区幸福村的实地调查》中提到了辽东地区幸福村的现象：村民的眼光都是朝着最富裕的20%的男性进行对比，故而“女性会经常在与男性吵架争执的时候拿有钱人说事，挣钱能力不强的男性就被定义为‘窝囊废’了”。

这已经和过去的情况差别很大了，按照陈锋的描述，“在幸福村．已经很难从村民口中听到还有父母包办婚姻的情况，年轻女性基本上遵从恋爱自由、择偶自主的规则。而且择偶标准也与老一辈选择理想对象的标准相差甚大。老一辈父母一般希望子女的对象‘老实’，即诚实、听话、值得信任等，而现在女性的择偶标准中最为看重的是经济条件与情感交往能力”。

能够实现这样的变化，在农村社会跳出包办婚姻的魔窟，说明中国的农村经济7439水平的确是上升的。而自由恋爱的情况下，新的女性对男性不仅仅在经济上、还在情感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女性的要求比以前更多了，在婚恋市场和婚姻关系中是过分了吗？

“碰到女性出轨也不敢离婚”

大家族解体和小家庭形成，也释放了男性的情感需求。然而在幸福村的例子里，男性对女性的需求增加，增加的还是男性对于女性的依附。

这种男性对女性婚姻关系的依附可以在幸福村的离婚案例中找到佐证。幸福村90年代的离婚多数因为婚外情，而2000年后则多由女方提出，主要原因是男方经济条件差导致夫妻不和，而由于婚外情导致离婚的只有一例。

这不是说幸福村的婚外情就少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村庄中的婚外情越加的公开化和常态化。村里的妇女主任估计，幸福村的妇女百分之三四十有过出轨的经历，‘在最近的十五年中，女人抛弃男人的情况时有发生，有近十起，这些起了示范效应，导致不少的男性碰到女性出轨也不敢离婚’”。

于是幸福村出现了男性总体经济实力高于女性（幸福村全职太太较普遍），却委曲求全容忍女性婚外情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幸福村的家庭暴力现象走向消亡，80年代家庭暴力在那里较为常见，而90年代以后．幸福村出现过的男人打老婆的案例不超过5例。

这些现象与幸福村女性在婚恋市场上议价能力提高有关。90年代中期之前，幸福村婚恋只是局限在周边几十里的范围内。等到打工风潮来到了这里，“ 2000年以后，未婚女性多因外出打工而嫁到了县城及县城以外。而男性从外地娶回媳妇的占据极少数，且男性在外梦想破碎之后大多数都回到本村务工”。这就导致本地聚集的大量男性在村庄内部处于劣势，议价能力比女人差了一大截。

幸福村并不是个例，在陈讯（2013）的《妇女当家：对农村家庭分工与分权的再认识――基于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调查》中，其调查的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里的6个村民小组，妇女当家的家庭占总户数的百分比都超过了60%，最高的超过八成。在这些村庄，妇女当家现象出现的重要推手依然是打工。

丈夫进城打工、妻子留守农村的家庭，妻子在家不仅要干农活，还要照顾孩子及老人，以及料理各类家务。丈夫在城市不能了解家中情况，也没能力和精力照料村里的家庭，妻子当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夫妻同去城里打工的家庭，一方面妻子要承担料理家务的任务，有时还要管住丈夫不吃喝抽烫，所以多数男性赚钱交给妻子支配。

妻子支配财政大权另一大重要原因是，男性害怕妻子进城长见识之后抛弃自己。不过话又说回来，女性进城后抛弃丈夫的情况也不罕见，“黔南山河乡全乡18000余人，因夫妻外出打工后，妻子嫌弃农村条件差弃婚外逃3年（3年及以上）不回家、不与家人联系的妇女达87人”。

与陈锋在幸福村观察到的情况类似，陈讯在“鄂东北杨村调查时，村庄中留守妇女的越轨现象已经逐步变为常态，但离婚率却非常低，丈夫对妻子的越轨行为从吵骂慢慢地变为妥协和忍让”，女性在婚恋市场上议价能力更强。

“上嫁”式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