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父亲的青春,都有一首“邓丽君”

发布:2019-06-17 10:26 · 娱乐圈那些事儿

很多人记得母亲节,大多数是因为电商们的硬广,而相对大多数爸爸们连各种重要纪念日都容易忘记的特性,明显缺失了购买力,我也是偶然看日历时,才意识到,今天是父亲节。

既然来不及准备实体礼物了,那就为爸爸准备一个精神礼物吧。

每位父亲的青春,都有一首“邓丽君”

平心而论,邓丽君早期好多都是翻唱别人的歌。她是有名的“原唱收割机”,被她翻唱几乎是同期歌手们的噩梦。即便是欧美金曲到了她那里,也似乎不难做到和原唱分庭抗礼。邓丽君走红之后,为她“量声打造”的歌曲越来越多,可邓丽君仍不满足,她想把真实的自己唱进歌里去!

事实上,邓丽君对自己流传最广的经典佳作们并不太满意,因为她嫌弃有些歌词太造作。

比如,大家都喜欢听的《你怎么说》,在邓丽君的眼里就有点儿“肉麻”。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她曾打算再也不要唱了,无奈演唱会上观众总是会点到。1987年的专辑《我只在乎你》里,邓丽君就亲自上阵,写了三首词,但害羞的她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将词作一栏填上了“桃丽莎”的名字,而非“邓丽君”。

每位父亲的青春,都有一首“邓丽君”

在那首《非龙非》里,她写道:“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野心、没有魅力的女人。”这是邓丽君的“自我认知”,同时也是她洗尽铅华,开启隐居时代的内心宣言。试想如果邓丽君可以活到今天,即便不成为著名词人,至少她写出来的文字,质感也不会比林青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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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本以为要嫁人的邓丽君在香港的伊丽莎白体育馆开起了告别演唱会,高歌了disco女皇Donna Summer的组曲,舞技和高音都惊得现场观众张大了嘴巴――真没见过这样火辣的邓丽君!

转年的15周年巡演,邓丽君邀来日本的大乐队伴奏,找欧美顶级dancer和和声歌手助阵,更演唱了Micheal Jackson、Babyface等国际大牌的名曲。而邓丽君的舞台造型也更趋成熟:miniskirt、露背长裙、半透明绣凤旗袍,件件都别开生面,性感得冒泡。

一般大家会认为华语歌坛女歌手在舞台上大玩儿体操杂技是从“地才”时期的蔡依林开始的。但其实早在1983年,邓丽君在15周年巡演上演唱《Flash Dance》时,就在舞台上来了个360度前空翻,比蔡依林早了二十几年哦。这次巡演的首场演出开在了当时刚建成的香港红?体育馆,邓丽君也就成为第一个在红馆开唱的女歌手,而且是连开6场,风头一时无两。

邓小姐香港演唱会的CD算是我人生的演唱会初体验,当时吃着娃娃头的我还看不懂爸爸眼里的光芒,只觉得电视里的小姐姐听起来好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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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人生最后一场大型演唱会是1985年,地点在东京的NHK大会堂。一听说邓丽君要开唱,简直轰动了整个日本。不到三天,门票便被抢售一空,如果你听过这场演唱会的录音,你就会知道,来看这场演唱会的观众不仅来自日本,还有来自中国的港台、内地以及东南亚的歌迷。很难想象在没有网络购票的年代,这些“追星族”是怎样买到如此抢手的门票的。

因为邓丽君当年在日本歌坛的地位非同小可,所以在乐队、音响、舞美、服装方面,日本的制作公司都斥巨资打造。演出前邓丽君在音乐方面已然准备妥当了,但是对于自己的造型仍旧不够满意。还剩几小时开唱,她突然叫造型师把她的发型改成黑人式的小脏辫儿,吓得造型师一再和她确认――“这要是弄完,咱可来不及再改了”。结果邓丽君真的顶着这样一头小脏辫儿上了舞台。以这个造型开唱,在亚洲女歌手里应该也是头一回。

每位父亲的青春,都有一首“邓丽君”

△邓丽君的“小脏辫儿”。

你能想象吗?早在1985年,邓丽君就交出了《The Power Of Love》《Careless Whisper》等名曲的强大版本。更绝的是,她给自己戴上了一副墨镜,cosplay了神级黑人歌手Stevie Wonder,并演唱了《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原来,那一头小脏辫儿是为了这一出“百变大咖秀”啊!

每位父亲的青春,都有一首“邓丽君”

那些年,日本的唱片界制作水准是一流的,工作风格是严谨的,当然圈内生态也是残酷的,艺人是牢牢受控于唱片公司的。诸如邓丽君演唱会前临时改发型(还是改成一个完全违反自己“人设”的发型)这种事,是一定要和公司商议才能决定的。但是邓丽君不一样,她是金牛宫唱片公司的“顶梁柱”,惹她不高兴了,天可是要塌下来的,所以权力法则在她这里发生了倒置。

邓丽君在日本和在港台地区工作的风格差好多:她凌厉、霸道、说一不二。不仅老板和高层都对她毕恭毕敬,跟她case的同事,更是诚惶诚恐,生怕惹“女王”不高兴。咦,邓丽君不是一个温柔、爱笑、甜美的姑娘吗,为什么到了日本大变样?

每位父亲的青春,都有一首“邓丽君”

70年代,邓丽君刚刚步入日本歌坛的时候,由于语言不通,对日本演艺圈的规则也不甚了解,所以经常受到排挤和欺负,还有人暗地里叫她“笨蛋”。

实际上,以邓丽君当时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去日本受这份苦,大可以转身回老家。但倔强的邓丽君把这一切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日本人的“恃强凌弱”也让她更有了“胜”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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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慢慢的,急速破茧的邓丽君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也因此形成了自己在日本唱片界独特的“处世之道”。那张冷峻的脸孔,其实是她对生性柔软的自己最本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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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金牛宫有意派给邓丽君一位叫作铃木章代的助理。有天,邓丽君要请香港来的麦灵芝导演吃饭,叫铃木章代作陪,铃木带着5万日元就跟着去了。邓丽君别的菜没点,就只叫了“炸河豚”,并连点18份。铃木章代一想,这钱肯定不够用了,但如果付不上账,邓小姐必定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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