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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太上感应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此书源出于《抱朴子》，后经宋代李昌龄、郑清之等先贤发扬光大，流通于世，影响深远。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刊印传播者众多，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旨在劝善，简称《感应篇》，作者不详，内容融合了较多的传统民族思想，树立了人在世上的正确形象，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太上感应篇》问世后，许多人只把它看作是劝善之书，强调它的社会功用，这是不全面的。《太上感应篇》重视行善去恶，目的在于求道，因而它首先是一部道书。这是我们需要指出的，否则就无法全面认识这部影响广泛的古籍。尽管如此，《太上感应篇》所竭力倡导的善行，竭力主张去除的恶行，诸如爱国爱民、敬长爱幼、慈心于物等等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经《太上感应篇》的提倡，就更加深入人心，对规范世人的行为是大有帮助的，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 太上感应篇:
《反唐演义传》系清代小说。题姑苏如莲居士编辑。一名《武则天改唐演义》，又题《异说南唐演义全传》、《反唐女娲镜全传》，十四卷一百四十回。瑞文堂刻本内封横镌《评点薛刚三祭铁丘坟全集》，中间书题《异说反唐演传》，板心题《反唐全传》。 三和堂刻本为十卷一百回，首叶题《反唐女娲镜全传》，每卷三首皆题《新刻异说反唐演义传》。另有崇德堂藏板本十卷一百回，改题《南唐演义》，后来坊本又有改题为《大唐中兴演义传》、《薛家将反唐全传》。《反唐演义传》叙薛丁山之子薛刚反唐事，从薛丁山葬父、武则天入宫受宠，薛刚大闹花灯开始，叙至唐睿宗即位，薛家一门团圆为止。《反唐演义传》的情节与九十回本《征西说唐三传》第七十回至九十回大体一致，但内容要比《征西说唐三传》丰富详实。《征西说唐三传》从薛仁贵挂帅征西叙至薛刚扶佐唐睿宗即位止。《征西说唐三传》芥子园刻本题如莲居士编次，本书亦题如莲居士编辑，两书所叙内容相同，是《反唐演义传》根据《征西说唐三传》扩展而成，还是《征西说唐三传》节缩《反唐演义传》，难以定论，但可以确定两书同出一人之手，相距不久成书。曲艺、戏曲皆有《薛刚反唐》，流传很广，评书还有《续薛刚反唐》、《薛雷扫北》等等
《荆楚岁时记》，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的汉族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由南北朝梁宗懔(约501～565)撰。全书凡37篇，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有注，传为隋代杜公瞻作。注中引用经典俗传计68部80余条，说明各种风俗的来源，偶尔也记载北方的节令时俗。 《荆楚岁时记》涉及民俗和门神、木版年画、木雕、绘画、土牛、彩塑、剪纸、镂金箔、首饰、彩蛋画、印染、刺绣等民间工艺美术以及乐舞等，这些民俗、民间工艺美术传自远古，延续后世。其中如门神、彩蛋画、土牛、木版年画等民间工艺美术，至今仍在城乡流传。 荆楚岁时记》既是对荆楚地区岁时活动的记录，也是作者对自身及其家族亲历社会生活的记录。 《荆楚岁时记》端午节条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端午节采艾悬门上以避邪气习俗在晋周处《风土记》中已见于记载，但所谓采艾以为人则最早见于《荆楚岁时记》，而其来源据其自注谓：按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炙有验。 宗测是宗承之后第五代孙，为宗懔曾祖父辈。无疑此是宗氏家中口耳相传的轶事，并被历代沿袭承用。由宗氏发明的端午悬挂人形艾的习俗，到后世演变成悬挂艾人，又将艾人附会为道教的张天师，风行全国。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又称《越绝》、《越录》、《越记》等。书名之绝，旧有断灭等说，今人考证，当为上古越语记录的译音，是越国史记的专名。 《越绝书》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向为学者所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说明此书对于以上诸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