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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蒙特罗以纪实风格创作的十六篇西方杰出女性的传奇：阿加落·克里斯蒂，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国女作家，以为妇女争取平等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而闻名；塞诺维亚·坎普鲁维，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妻子；西蒙娜·德·波伏瓦，法国女作家及女权主义者；奥托兰·莫雷尔夫人，英国文艺事业赞助者和支持者；阿尔玛·马勒，奥地利指挥家兼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妻子；玛丽亚·莱哈拉加，西班牙现代主义戏剧的奠基者兼作家；劳拉·赖丁，美国女诗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美国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前卫派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乔治·桑，法国浪漫主义女小说家，以乡村小说和风流韵事而名闻遐迩；伊莎贝尔·埃伯哈特，瑞士女作家，皈依伊斯兰教，女扮男装游历北非；弗里达·卡洛，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著名壁画家里维拉的妻子；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西班牙天才少女，进步活动家兼作家；玛格丽特·米德，美国女人类学家，以研究大洋洲无文字民族而知名；卡密尔·克洛岱尔，法国雕刻家，罗丹的学生、合作者、模特和情妇；勃朗特三姐妹，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三剑客。
《邦斯舅舅》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邦斯舅舅是一个诚实而高尚的音乐家。他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为了丰富自己的藏画，他不惜付出一切。当人们不知道他家中有这些宝藏时，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当人们获悉这些名画的价值时，以庭长太太为首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便千方百计地谋取他的财富…… 《邦斯舅舅》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精品，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这部作品视为“巴尔扎克的后期代表作”，“是他的最大成就”，“他的艺术的最高峰”。 《邦斯舅舅》写于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之间，是巴尔扎克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与其姊妹篇《贝姨》同属“穷亲戚”研究系列，同被视为作家的天鹅之歌。 小说主人公邦斯是个心地善良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位艺术品位极高的收藏家。只因他全部收入都用于淘古董，便在其外甥玛尔维勒庭长家被视为穷亲戚而受尽白眼，甚至受到用人们的轻慢侮辱。更有甚者，由于玛尔维勒小姐攀亲被拒，庭长太太为挽回面子而嫁祸于邦斯，不惜败坏他的名誉，诬蔑他卑鄙下流、挟私报复。于是所有与玛尔维勒家同气连枝，利害相关的人家，如包比诺、卡陶、贝蒂埃等，全都不问青红皂白，落井下石，纷纷指责邦斯，与之绝交，使他精神迭受打击，一病不起。 然而，仅仅这场病，邦斯本不致有性命之忧，只因他的藏画和多年收集的珍玩古董价值百万，勾起了周围所有贪婪小人的野心、欲望，才把邦斯逼上了死路。庭长夫妇、恶讼师、女门房、旧货商、古董估价商等形形色色的恶棍勾结起来，不断折磨病中的邦斯，偷盗他的精品，谋夺他的遗产。连邦斯指定的遗产继承人施模克也在他们的迫害下丧命。他们或道貌岸然，幕后指使；或上蹿下跳，出谋划策，或赤膊上阵，凶相毕露。他们沆瀣一气，相互利用，又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一个个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谋财害命的活剧中，把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饱满的激情，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入木三分的刻画，为谋私利不择手段的触目惊心的情节，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邦斯舅舅》通过厕身上流社会的穷亲戚邦斯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虚伪、贪婪和凶残，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当数庭长太太。此人浅薄、自私且势利，一向对贫穷的邦斯刻薄傲慢，但一听说邦斯的财产在八十万法郎以上，立刻后悔当初不该跟他翻脸。这当然并非出于歉疚，而是出于贪欲。不管自己曾经多么卑鄙地伤害过人家，也不顾这笔遗产已经有了合法的继承人，甚至不惜让堂堂庭长大人和她一起卷入肮脏可耻的交易，只为把这笔巨额遗产夺到手。这里，弗赖齐埃赤裸裸的语言正好为她的内心活动做了诠释：“您不必后悔，要是没有闹翻，他还会像小鸟一样快乐，比您，庭长，和我活得还要长呢……”庭长太太不但默默同意了这种说法，更欣然接受弗赖齐埃为她谋夺遗产提出的建议。她担心邦斯并非真的很快就要去世，又问：“邦斯先生当真病得很重吗？”弗赖齐埃心领神会，明确告诉她西卜女人正如何折磨病人，把他往死路上送，并说：“六个星期之后，继承就要开始了。”庭长太太这才放下心来，却又假惺惺地说：“可怜的人！”她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谋夺遗产，又想装高尚，说什么：“如果来路不明，哪怕有一百万法郎我也不会要的
《贝姨》是巴尔扎克的一部著名小说。本书的主人公贝姨，是一个生在乡下的姑娘，带着一身的乡里气息，由于美丽善良又得到高贵的堂姐的关切来到了法国巴黎城里，性格倔强的贝姨一方面满怀着对堂姐的妒忌，一方面又以自己好胜的忘我勤奋学习，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庭，然而时代社会的动荡万变和本性的顽固不得不又一次下贬成工人，接下来的故事并不会就此平淡度过，贝姨没有放弃和屈服于现状，为着自己的目标继续活着，坚强地拼搏，最终得到了她的满足——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 作家把《贝姨》和《邦斯舅舅》同列于《穷亲戚》的总题之下，而“穷亲戚”却是贫富分化的社会中的受害者，巴尔扎克对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老音乐家（指邦斯舅舅一一笔者注）是穷亲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压；贝姨是穷亲戚，生活在三四个家庭之间，受到不公正的重压；一心要为她的痛苦复仇。”①由遭受“不公的重压”而生嫉妒之心，由嫉妒而不择手段地报复，这就是贯穿贝姨这一形象的线索。人们难以用行为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动机的合情合理，也难以用动机的情有可原来肯定其行为的刁钻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驳杂微妙的。不仅如此。在作家笔下，贝姨还是一个处于“野蛮人”和“文明人”，或者说是“乡下人”和“巴黎人”交叉点上的人物。作为“野蛮人”或“乡下人”，她贫困、勤劳、憎恨人间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同时，她又丑陋、自私、隘、愚钝、凶狠、残忍。来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响”，“知道了法律、认识了社会”之后，她开始用理智抑制情欲，以“文明”驾驭“愚昧”，形成了更为繁复的色彩。一方面，贝姨对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强烈了，因而复仇意识也更加强化，嫉妒激愤之中，似乎已包含着某种反叛的因素。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蚀着“这个乡下人的本性”，使她变得工于心计，藏巧于拙，于不动声色中把阿黛莉娜一家搅得鸡犬不宁，分崩离析。经过“文明”修饰的“野蛮”，显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如果我们不执拗于简单化地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规范其阶级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通过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对社会堕落的深刻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在制造着愤懑、叛逆，也在制造着畸形、变态；社会的腐败既侵蚀着于洛式的贵族，也侵蚀着贝姨一类的穷人。在对立的两极背后，同样可以透视到社会的深重罪恶。贝姨在千方百计戕害对手的同时，也使自己陷进了肮脏的泥潭，毒化了自我的灵魂，直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时期的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着对金钱、权势、虚荣的渴望。她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又以并不公正的手段来对付社会。 贝姨这一典型，属于巴尔扎克风格，也显示着巴尔扎克创作的深化。这是一个“偏执狂”式的人物，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反叛与沉沦，巧妙地交织于一体，融进了丰富的生活内涵和社会意识。象巴尔扎克的许多创作一样，这也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的作品。作家动笔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宪政报》上连载，一八四六与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订编辑成书。一八四八年收入《人间喜剧》初版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节的起止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说作家新写的是刚刚过去的，甚至是尚未完全过去的生活。 这段时期，属七月王朝后半期，是社会弊端日益显露的时期。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①马克思从腐败的现实中探寻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根由。巴尔扎克对革命不感兴趣，甚至颇有抵触，但他却以史家的真诚和艺术家的敏感，勾勒出这幅荒唐绝伦的图画，仿佛也预示了现存秩序的难以为继。 贝姨: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而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他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一定局限。巴尔扎克拓展
《高老头》成书于1834年，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其艺术风格最能代表巴尔扎克的特点。 与《欧叶妮·格朗台》这个爱情悲剧相比，《高老头》的家庭悲剧显然更加富有戏剧性，内容自然也更加丰富多彩。我想，这首先是因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是在巴黎，这座大都市的社会舞台当然应该比被人们视为乡下的外省要开阔得多，在这座舞台上登场的人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形色色，无所不包，而由这众多人物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自然也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高老头》是巴尔扎克试图让他笔下的人物反复多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的第一部小说，换句话说，从《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开始构筑他酝酿已久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也正因为如此，《高老头》里的许多人物，以后又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人间喜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些被作者精心安排、着意刻画的人物形象不仅更加充实，更加生动，而且更有深度，也更有光彩。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叙述了一位痴心父亲高里奥的可怜的一生，这位老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这是两个毫无人性、甚至可以说毫无廉耻之心的女人——一点一滴地榨干了自己的心血，直到身无分文，然后悲惨地死去。高里奥的死的确值得同情，然而他活得又实在太窝囊!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身世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社会和人性中极其阴暗、极其丑恶的一面：所谓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全是靠着金钱来维系的，一旦没有了钱，这种关系就会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巴尔扎克叙述的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警世作用的，因为类似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依然经常出现，只不过悲剧的程度深浅不一罢了。 不过，如果巴尔扎克的描述仅仅到此为止，那么《高老头》也就很难说是一部杰作了。事实上，高里奥家中的所有“变故”都是在这部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拉斯蒂涅克的身边发生的，拉斯蒂涅克把这一幕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而完成了他在进入社会角斗场之前人生哲学的第一课。这就是说，高里奥的家庭悲剧不过是作者为拉斯蒂涅克的登场和演出所作的铺垫，拉斯蒂涅克才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角。 拉斯蒂涅克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他到巴黎是为了攻读法律，然后谋个前程。然而，他一旦进^这个花花世界，经过社会这个大熔炉的一番磨炼之后，他身上原有那点儿纯朴、善良的天性便一点点地消失殆尽，从而使自己彻底地转换了角色，从一个良知未泯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的野心家。而在完成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个是他的表姐鲍赛昂夫人，另一个是他的邻居伏脱冷。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使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最赤裸裸的语言不厌其烦地对拉斯蒂涅克进行“如何踏进上流社会”的“引导”和“教诲”： “现在，我全明白了。您越是有心计，您就越高升得快。您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别人，人家才会怕您。您只要把男男女女都看成是驿站的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竭，每到一站您就可扔下不管，这样，您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 “总之，为了个人的乐趣和利益，私下里干的各种丑事，您以为这合乎信念、希望和慈善这三大原则吗？为什么一个纨绔子弟一夜之间使一个孩子失去了一半财产只判了两个月的监禁？而一个可怜虫偷了1000法郎却要加重处罚判他服苦役，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法律，没有一条法律条款不是荒谬的。戴着手套说漂亮话的人可以杀人不见血，但的确是杀了人；普通杀人犯用铁棍撬门入室，是要加重处罚的……” 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算得上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对这个表面上风光体面、骨子里肮脏不堪的社会可以说是洞察一切，而且又能够把其中的奥妙说得清，道得明，他们是拉斯蒂涅克当之无愧的“导师”，没有他们的这一番苦心，拉斯蒂涅克这个乡下年轻人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觉醒”的。 不过，最终使拉斯蒂涅克大彻大悟的，除了这两位“导师”的言传之外，还要归功于高老头的“身教”。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高里奥看作是坏人，或者说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高里奥的那点可怜的积蓄被他的两个女儿榨得干干净净之后，最后孤零零地死去，拉斯蒂涅克是这一悲惨事件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正是从这里，拉斯蒂涅克看穿了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所谓正义、亲情、友善等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抱定决心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杀进上流社会的角斗场。果然，经过几番挣扎、搏斗之后，当我们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再见到这位青年时，他已经混出个人样来了。自然，这是后话，它已经不再属于《高老头》这部作品的内容了。 在《高老头》这部小说尚未写完的时候，巴尔扎克曾经对他的朋友说：“《高老头》将使您大出意外，这是一部杰作。”这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这部作品的精当评价，不过，也许是言犹未尽，几天之后巴尔扎克又加上—句，《高老头》堪与《欧叶妮·格朗台》媲美。由此可见，巴尔扎克对自己的这两部作品是钟爱有加的，一百多年来的事实也证明，它们的的确确是两部杰作，也堪称巴尔扎克的代表作。 高老头: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而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他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一定局限。巴尔扎克拓展
《幻灭》，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所著，是一部集中反映文学艺术商品化及新闻界黑幕的小说，也是《人间喜剧》中最有深度，也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杰作之一。小说通过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的遭遇，反映了法国大革命以后整整一代青年的处境和精神状态，指出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必然出现人与人之间竟争角逐的局面，由此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首首个人奋斗的诗篇，一出出理想破灭的悲剧。 《幻灭》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收入《人间喜剧·外省场景》中。小说以复辟王朝时期的巴黎为背景，塑造了两个外省青年形象。一个是野心勃勃、贪图虚荣的青年诗人吕西安，妄想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华跨入巴黎上流社会，结果身败名裂，黠然回到故乡；一个是心地淳朴、埋头科学发明创造的实业家大卫，因敌不过阴险狡猾的商人而被迫放弃专利，隐居乡间。 本小说展示了法国大革命后从外省到巴黎的广阔图景，描绘出王政复辟时期种种最富有特征意义的现象，反映出在残酷而复杂的现实社会中，青年的才能怎样遭受摧残，幻想怎样遭受毁灭，文学界的圣殿怎样被用来作无耻交易的场所而变成污秽肮脏的地狱。巴尔扎克本人称《幻灭》是“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 《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不是英雄（当然也不是坏蛋），而是一个中间人物。作者是把他作为思想性格有严重弱点，而又有相当天赋的一类青年来刻画的。这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中的一种典型性格。他聪明，有才华，但是自私、虚荣，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总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没有毅力在真学问上下功夫。所以他经不起浮华世界的引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落。对这样一个人物，作者的态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对于他的错误和失败，作者既不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完全归咎于个人。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正是通过吕西安自身的弱点起作用的。 吕西安到巴黎以后，面前清清楚楚摆着两条路。一是德·阿泰兹和他的小团体的道路，这条路艰苦、漫长，然而清白可靠。要走这条路，吕西安缺的是坚强的意志和恒心。另一条就是斐诺已经取得成功、卢斯托正尾随其后的道路，这条路肮脏、危险，然而表面看来是名利双收的捷径。要走这条路，吕西安却又缺乏作恶的魄力和本领。因此吕西安两条路都走不通。 大卫·赛夏是与吕西安完全不同类型的一个青年。他正直宽厚、淳朴善良。他没有什么向上爬的野心，但并非没有才能或抱负。他用全副精力从事一项科学发明，想为他所爱的人挣起一份家业，他不乏恒心与毅力，却仍遭到惨败，原因是他的心地过于单纯，对现实缺乏透彻的理解，不像德·阿泰兹等人对人对事都有极冷静的分析。他在虎狼成群的社会里毫无自卫的准备；出没在生存竞争的枪林弹雨中却不穿铠甲，不戴头盔。因此他当科学家绰绰有余，作买卖必定亏本，竞争中必定一败涂地。 德·阿泰兹是理想化了的巴尔扎克。小团体的道路正是作者为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他相信，尽管社会环境险恶，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恒久的努力，仍然可以开拓自我，战胜激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所以，《幻灭》一书所描写的虽是理想的破灭，却并不给人以悲观的印象。因为作者在揭露黑暗的同时，也着力刻画了一些追求正义者、自强不息者，时刻让读者感觉到有一股不与恶浊环境同流合污的对抗力量，也就是说，巴尔扎克认为：人是可以与社会较量的。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正面揭露新闻界内幕的作品，巴尔扎克的《幻灭》属于最早的，也是写得最大胆的一部。他撕开报界这座圣殿的帷幕，让人们看到这是个拿灵魂作交易的铺子。他一桩一件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惹得新闻界的首脑和文艺界的“执政”们暴跳如雷。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的大痈疽，正是报界这股邪恶的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 幻灭: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而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他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一定局限。巴尔扎克拓展
《幽谷百合》是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是法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青年贵族费利克斯追求莫瑟夫伯爵夫人。伯爵夫人的丈夫暴戾，家庭生活缺少乐趣。他的介入，掀起她感情上的波澜。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对丈夫保持忠贞。费利克斯后去巴黎，经不起贵妇迪特利小姐的诱惑，坠入情网。伯爵夫人得悉，悲痛欲绝，把死当做是天主的恩赐。这是一曲哀婉动人的爱情悲歌。在古堡发生的故事中，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幻的风云。百日政变的影响、宫廷的变化、老贵族的流亡生活、年轻贵族巴黎发迹等等，无一不打上深深的时代印记 青年贵族费利克斯追求莫瑟夫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丈夫暴戾，家庭生活缺少乐趣。他的介入，掀起她感情上的波澜。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对丈夫保持忠贞。弗利克斯后去巴黎，经不起贵妇迪物利小姐的诱惑，附入情网。伯爵夫人得悉，悲痛欲绝，把死当作是天主的恩赐。弥留之际，弗利克斯赶到，她在临终时给他的信中吐露了陷衷。这是一曲哀婉动人的爱情悲歌。古堡发生的故事中，却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幻的风云。“百日政变”的影响，宫廷变化，老贵族的流亡生活，年轻贵族巴黎发迹，等等，无一不打上深深的时代印记。这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是法国文学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幽谷百合: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而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他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一定局限。巴尔扎克拓展
《基督山伯爵》是通俗，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代表作。故事讲述19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百日王朝”时期，法老号大副爱德蒙·唐泰斯受船长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黑牢。狱友法利亚神甫向他传授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唐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水手森巴），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充满传奇色彩，奇特新颖，引人入胜。 基督山伯爵是一个人们非常喜欢的人物，他敢爱敢恨、非常的豪爽气派，也聪慧过人，由于饱经沧桑，他对任何事都格外的执着。基督山伯爵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他并不是凭空捏造，他蕴藏了部分作者的写照。 《基督山伯爵》的浪漫主义特色还体现在人物的理想化上。尤其是对复仇阶段的爱德蒙的塑造，显示出了作者自己呼风唤雨，支配一切的梦想精心策划，心计重重，一步一步将自己的仇人逼向绝境。所有的人都成了他操作之下的玩偶。基督山伯爵简直成了上帝的化身。复仇是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复仇主题的意义何在如果不是孤立地描写个人的复仇行动，而是把人物的复仇放到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去描写，放到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中去表现，那么就能揭露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使作品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基督山复仇的手段是诉之于金钱的威力。本来，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金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正确地描写金钱的作用，会给作品带来一定的价值，正像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中所反映的那样大仲马虽然在小说中也生动地刻画了卡德罗斯，维尔福夫人等谋财害命的场面，但从整个小说的基本倾向来说，对金钱的关系不是揭露批判，而是赞赏歌颂，从而宣扬了有钱就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