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中国落后世界，竟是从朱元璋开始的？

明朝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进入了一个彻底守成的阶段。私人的海外贸易，这条路早被朱元璋堵死了；如今官方的朝贡体系，也坐等四夷来朝，而且经常任性，要么对朝贡口岸时开时停，要么对某国实施经济制裁，敕令“尔等别来了”。

此时的明朝还是世界第一大国，然而，这样一个保守的老大哥，在近代化的前夕将会把整个东方世界带向何方？是带往大海星辰的征途呢，还是带进沟里？

嘉靖一朝（1522―1566），中国的海禁进入史上最严时期。嘉靖帝的政策，居然比“祖训”还要严得多，简直是比朱元璋还要朱元璋。

肇因其实很无厘头。嘉靖二年（1523），日本一下子来了两个使团，都想跟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明朝政府根本没有人了解日本国内情况，不知道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别说来俩，来四也很正常。大明官员摆出一副“我们只承认一个日本”的姿态，导致两个使团为争正统，在中国家门口打起来了。

这场使团仇杀，最后殃及宁波、余姚等沿途官民，被政府扣上“倭寇侵扰”的帽子。

大明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搬出“祖训”是最高指示那一套说服皇帝。嘉靖帝一怒，都别搞了。于是连市舶、朝贡口岸都关闭了，省得生事。

官军出动，在海上巡逻，缉捕出洋走私者。以走私起家的海商们，和靠权力寻租获利的官绅们，这下都坐不住了。

他们暗中联合起来，武装反抗缉私官军。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战争，开启了。而在史书上，反抗者都被贴上“倭寇”的标签。事实上，大家都是大明的子民。

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势力最强，与巡抚浙闽的朱纨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二人均被俘。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这不啻于在浙江、福建的沿海豪势富贵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炸开了。

两地的豪门大族开始反击，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

求情无效，被俘者96人均处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出动，弹劾朱纨。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成了待罪之徒。

朱纨无限感慨：“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衣冠之盗，指的是那些主张开放海禁的朝野士大夫。

朱纨陷于绝望之中，自知民愤极大，“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喝下毒药自杀。

这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表面看来势均力敌，各伤五百。但在十年后，继承许栋崛起的大海商汪直被诱捕后，胡宗宪明知海禁才是制造所谓“倭寇”的原因，但他为了自保，却不敢说出来。

可见，支持海禁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峰。

▲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基本都是中国人假扮的。

四

物极必反。1567年，隆庆帝继位。一名福建官员斗胆上疏请开海禁，居然获准。

此后，私人海外贸易仍受到各种限制，例如出海要有“由引”（即凭证），船数和贩卖物品都有限制，而且不准前往日本。不过，私人出海贸易毕竟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这在整个明代应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在明朝历史上，“隆庆改元”颇有几分改革开放的意思。这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朱元璋建国以来两百年，明朝以物换物的赔本买卖，到此时难以支撑下去。用史学家杨念群的话说，明朝的经济肌体循环中，逐渐出现了“白银中毒”的症状。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白银都是最硬的通货。白银需求量剧增，而中国本土出产白银甚少，无奈只能通过海外贸易换取。据估算，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10000吨，世界上发现的白银，最终绝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

晚明的经济狂飙，与海禁松弛关系巨大。但这不能归功于政府的作为，恰恰是政府的无能为力，才开创了一个经济的新时代。

一个弱势的、失控的集权政府，造就了经济繁盛的局面，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那么，朱元璋的“祖训”是不是在这时就被抛弃了呢？并没有。中晚明以后的皇帝，没有一个有魄力去更易整套意识形态，相反，“祖训”时不时以各种形式复活。

在政策制定这种形而下的层面，“祖训”被暂时搁置不议。但在思想意识层面，“祖训”永远是核心，是灵魂。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绘制了《舆地山海全图》，朝廷官员看到了：中国竟然不在图的中央，尼玛，这是邪说惑众啊！

利玛窦情商很高，重新绘制了一幅《坤舆全图》，献给万历帝。这次，中国被他放在了世界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