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式赎罪券：唐宋时期的佛教经济学

所谓“度牒”，就是僧人的出家凭证，相当于僧尼的专属身份证。至今仍然在宗教界内实行。自唐朝草创度牒制度以来，至今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度牒也经常作为商品或货币，流通于市场。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南北朝时的寺院经济繁荣

佛教在发源地印度和中亚等地都不存在度牒制度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身并没有度牒的说法。也没有诸如僧籍、寺籍一类的严格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

但对于帝王和任何统治者而言，这绝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按照佛教从印度和中亚带入的传统，寺院和僧尼不必缴纳赋税，也不必服徭役。这么一来，就势必吸引广大百姓剃度出家，进而导致寺院和僧尼的数量急剧膨胀。

中世纪早期的西域佛像 依然比较偏向印度和中亚风格

对此，南北朝时代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手段进行限制。比如说北魏孝文帝时期，对于那些“假称入道，以避输课”的冒牌僧人进行了整顿，并淘汰了一批无籍僧尼。

此处的“籍”指的便是僧籍，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僧籍管理制度。而东晋的桓玄也曾移文地方州府索求“沙门名籍”，将僧籍名册上交官府以供查验。由这两点可见，在至少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便已经对僧人进行严格地登记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限制了僧尼和寺院的发展。

开启北魏毁灭之路的魏孝文帝

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寺院和僧尼，除了拥有不服徭役、不用缴纳赋税等特权外，还有独特的寺院经济收入。这也是寺院数量和规模在当时发展到巅峰的重要原因。

寺院庄田的来源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和普通百姓的施舍。由于当时的统治者由于思想上极度倾向佛教，不可避免地出现主动营建寺院庄田的情况。根据当时的《南朝佛寺志》统计，除去创建者不详的寺庙外，属于皇帝主持修建的就有33座 。

对佛教异常笃信的梁武帝

其次就是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内以庄园的形式经营地产。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手段，获得了相当于封建领地的收入形式。

但寺院除了从事垦殖田圃外，也有从事商业、手工业、占卜等事业的。这些经济活动并不是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开销，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行为。在统治者看来，已经发展到与自己争利的地步。因为此类活动不但不用缴税赋役，还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财，而佛有七八”的诡异说法。

莫高窟壁画上的附会之作 汉武帝拜佛

唐朝的财政节流

兴建于南北时期的龙门石窟

既然寺院能敛财，那么朝廷自然也要想法子把钱从宗教僧侣嘴里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颁发“度牒”以限制宗教僧侣数量，正好符合了统治者的需求。

度牒产生的确切年份略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北朝已有了最初的萌芽。到唐朝建立后，正式产生度牒制度。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度牒的发行变得更加严格化、制度化。

唐玄宗是第一个大规模利用度牒的皇帝

度牒在唐代由尚书省祠部发行，因此又称祠部牒。度赚上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等内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有了这份度牒便可随意行走，还获得了免除赋税徭役等特权。这在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时代，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既然度牒如此重要，那么其发行自然也要严格控制。在申请度牒的文书上面，需要三省诸位高官连署才行。首先需要地方官府、名僧、大臣上奏申请，并提供剃度者的个人简要信息。随后经过皇帝批准，再由中书门下向祠部发出敕牒。再由祠部向表奏者转发敕牒并颁发实名敕牒。

莫高窟中的文殊菩萨形象

所谓的实名敕牒是与空名敕牒相对而言的。通常情况下，祠部颁发的都是已记录剃度者信息的实名度牒。而空名敕牒是指未填剃度者信息的空白度牒，这种度牒就可以由买主随便填写。后世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大肆贩卖的度牒，也多为这种“空名度牒”。

除了限制性地颁发度牒外，唐朝还一反隋朝的宗教宽容政策，严格限制寺院建造的政策。在隋朝时期，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因此隋代寺院数量增加很快。唐高祖在位时期，却并未如隋代统治者那样大力推崇佛教，反而淘汰了不少寺院僧尼。但在武则天继位后，由于其崇信佛教，因此又对佛寺的发展选择网开一面。

武则天时代的网开一面 实际上也增加了度牒的收入来源

但需要注意的是，唐开元年间的有敕额佛寺数量与贞观年间相比并未增长多少。从武则天当国到会场灭佛之前这段期间，主要增长的是“无敕额佛寺”。

这里说的有敕额佛寺，也就是国家官方认可的寺院。而民间私自建筑的佛寺在当时严格来讲并不能称之为“寺”、“院”，只能冠为“招提”或“兰若”。

唐武装的会昌灭佛 有巨大的经济考量

根据后来会昌灭佛时期的统计，这段期间共拆寺4600多所，拆“招提”或“兰若”有40000多所。还俗僧尼260500人，解放寺院的奴婢150000人。佛教寺院在唐代的发展可见一斑。如此多的寺院对朝廷的财政来说，无疑是一股极大的有害势力。但限制佛寺发展只是节流，要想开源就必须从作为源头的度牒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