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苑》是中国古代一部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军事著作。 《将苑》又称《心书》，宋代称将苑，而明代始称《心书》，但无论《将苑》还是《心书》，既不见陈寿之目，亦不见隋唐史志，而始见于宋《遂初堂书目》，题《诸葛亮将苑》。明人编诸葛亮集时才收入其中。所以姚继恒《古今伪书考》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判断其为伪书。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中进一步说；“《蜀志·诸葛亮传》详列著作于后，初无是书之名，隋唐诸《志》，宋人书目亦俱不载之，故是书最为晚出。自《兵机》以纥《北狄》，凡五十五篇，篇幅均不甚长，即可知其窘于才矣” 《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明代编的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录。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从书中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和隋、唐不同著录来推断，不象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始改称《心书》，如焦?《经籍志》；或《新书》，如陶宗仪《说郛》；也有称《将苑》的，如《百川书志》。《汉魏丛书》虽于书名题作《心书》，而篇章标题中间有《新书》字样。现存版本中，这几种称谓都有，核其内容，虽有所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同书异名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建兴十二年（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 刘禅追谥其为忠武侯，故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尊称诸葛亮。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乐记》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汉族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它认为：“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汉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乐记》继承与发展了孔子以来儒家关于音乐的特征、乐教的功用以及内容与形式、美与善、礼和乐等关系的思想，在阐述&;心物感应&;的乐的本质方面，在论及音乐对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活动的影响方面，在突出音乐的政治教育与教化功能方面，在强调音乐对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社会作用方面，在注重礼乐并重&;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其基本思想比在它之前的儒家著作中都更明确、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入、更系统，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教育思想的论著，至今仍未失去其灿烂的光辉。 在西方，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有乐论专著《论音乐》，惜已失传，其思想面貌不得而知，无法与《乐记》比较。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有论乐思想，但很不系统，远没有《乐记》这样丰富与完善。古罗马裴罗德谟的《论音乐》虽是一部乐论专著，但其主旨在于批判与否定古希腊音乐美育论，而未正面树立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乐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古代音乐思想史及音乐教育思想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但《乐记》把音乐当作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的工具。《乐记》希望通过音乐教育使&;官序贵贱各得其宜&;，要&;示后世也有尊卑长幼之序&;。《乐记》主张&;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是主张以封建地主阶级的&;德&;作为&;善&;的标准，作为评价音乐的政治标准。《乐记》认为音乐是体现&;天理&;的，亦即天赋善性，&;唯君子为能知乐&;，音乐可以用来表彰君子的德行，宣扬统治者的功业，为巩固统治服务。对于广大人民来说，音乐则是统治者给予的恩赐，接受乐教的目的是使人民&;制欲&;、&;改过&;，从而&;无怨&;、&;不争&;，顺从统治。所以《乐记》对于三皇五帝以来一切统治阶级的音乐，一切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音乐都推崇备至，尊之为&;德音&;、相反，对一切民间的音乐，则大加攻击，斥之为&;奸声&;、&;邪音&;、&;溺音&;、&;淫乐&;。《乐记》过分强调&;乐&;必配合于&;礼&;，&;乐&;被紧紧绑在&;礼&;的车子上，使&;乐&;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乐记》过分强调&;德&;和&;位&;的音乐标准，这也就容易把中国的古代音乐引向庸俗化和势利化。中国古代社会的音乐，到了后来，愈来愈衰退，这不能不说和《乐记》所宣扬的&;乐&;配合&;礼&;的思想有些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乐记》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 《乐记》以后，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他突出了音乐本身的艺术特点，力图使音乐&;越名教而任自然&;，并肯定&;郑声是音声之至妙&;，这是向《乐记》等儒家传统音乐思想发起了挑战。冯梦龙也认为民间音乐&;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充分肯定了被儒家传统音乐思想所否定的&;郑卫之音&;、他们对《乐记》思想有所否定与突破。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过去是很少的。 《乐记》体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主，包容其它各派思想，谈到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特点、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社会价值、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余篇仅留篇目，由篇名看，涉及乐器演奏、音乐创造、音律理论等问题。

《晋书》编者共二十一人。 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 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为李淳风； 拟订修史体例为敬播； 其他十六人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以字行于世，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相公庄街道房庄村人，房彦谦之子，唐初名相。 房玄龄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是秦王得力的谋士之一。 武德九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廿四癸卯日，房玄龄病逝，谥文昭。 永徽三年，玄龄次子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被指谋反，遗爱被处死，公主赐自尽，诸子被发配流放到岭表。玄龄嗣子遗直也被连累，被贬为铜陵尉。房玄龄配享太庙的待遇也因而被停止。 因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新唐书》本传对房的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

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胜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流传几千年，对后世影响巨大。孔颖达等在此书《正义》中较多地谈到了天与人的关系，反复阐明用天道治理民众的道理。他们是以君为师，而不敢像孟子、杨雄那样以师自任，这是汉代以后尤其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好地治理百姓，就是违背天意，这时，天就会离他而去。也即&;天不可信&;。这些观点都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另外，此书还保存了不少旧说典故，在训诂学上也有较大的价值。 孔颖达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他是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人物生平 孔颖达盛世鸿儒，字冲远(一作仲达、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安之子、孔硕之孙、孔霸的第19世孙、孔延年的第20世孙、孔子的第31世孙。唐朝经学家。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年)，八岁就学，曾从刘焯问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隋末大乱，避地虎牢(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入唐，任国子监祭酒。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终年75岁。

全书按类编排，分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奇谑等七类。涉及一当朝及前朝史事掌故，一社会风俗及琐闻，一艺文及学术考辨。四库入存目。李慈铭评曰：“此书引证颇广，当时杨升庵已屡引其说，然识见殊卑，笔亦冗拙，时有村学究气，论诗文尤可笑，其浩博则不可没也。”然以其谈当时事多，治明史者必读，予每见前人书中引用，因求其书数年，今始得而读也。 有“内官冠帽”一则极可笑：今太监之冠帽即高丽王之制也。闻国初高丽未服，太祖令内侍戴之，而给使令于高丽使者之前。使归，举国降。又记事荒诞者颇多，如“天子动与天合”条：尝闻南京国子监将成，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监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左首山可唤为鸡鸣，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无。又尝命刘三吾图所居山水来看，图上，太祖笑曰：“何用许多？”到突兀处俱以笔抹之，无何其山一夕为雷所震，突兀处悉平如前。类如此者甚多。

《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类书，给事中欧阳询主编，其他参与人员还有秘书丞令令狐德棻、侍中陈叔达、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赵弘智、齐王府文学袁朗等十余人。武德七年（624年）成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 欧阳询（7年一641年），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字信本，楷书四大家之一。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少年流离 欧阳询祖父欧阳頠历任使持节、都督衡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征南大将军等要职。欧阳询的父亲欧阳纥20岁随父从军，骁勇善战，后来子承父业，任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等职。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皇帝因猜疑其怀有二心拜其为左卫将军。

唐代类书名。唐·徐坚撰三十卷。分二十三部。取材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及唐初诸家作品。体例略仿《艺文类聚》，保存了很多古代典籍的零篇单句。但去取较严，资料不及《艺文类聚》丰富。创作背景：此书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唐初承六朝余绪，骈文很流行，文章讲究词藻典故，此书的编撰原为玄宗诸子作文时检查事类之用，故名《初学记》。 徐坚，清代篆刻家，吴县光福人。凡诗文、书画、摹印，皆能追踪古人。尝临摹诸卷，有《友竹诗钞》、《西京职官印录》等行于世。 履园丛话 （清）钱泳《履园丛话》： 徐坚字孝先，号友竹，又字观园，吴县光福人。少贫苦而好学，凡诗文、书画、摹印，皆能自辟门径，追踪古人。尝临董北苑《夏山烟霭》、江贯道《秋山雨霁》诸卷，海内名公巨卿，俱有题赠。余十余岁时即识之。年八十八而卒。 吴中名人 吴中区政府《吴中名人》： 徐坚（约1712年1798年），字孝先，号友竹、邓尉山人等，清吴县光福人。金石篆刻家、书画家、诗人。 徐坚自幼机警颖异，强记好学。吴县贡生。立志穷经，钻研学术。少时即有诗名。诗文集有《友竹诗钞》、《烟墨着录》等。工山水，善书法，尤精篆隶书。徐坚早年曾从舅舅黄孝锡（备成）学篆刻，但学有所自，遂习铁笔。曾客淮安豪绅程从龙（荔江）师意斋，得以窥所藏法书名画及古铜印章，肆力临摹秦汉宫私之印数千纽，力追秦汉，艺乃大进。

《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仿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而成。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全书分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馀条。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比较严肃，许多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特别是关于社会经济、下层社会、民情风俗的资料，对于研究清代社会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全书事以类分，类以年次，分类详细，纲目明晰，颇便查阅。文字简约，清畅可读。 《清稗类钞》是清末民初徐珂编撰。汇辑野史和当时新闻报刊中关于有清一代的朝野遗闻、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的事迹，时间上至顺治下至宣统，间有上溯天命、天聪、崇德者。本书分门别类，按事情的性质、年代先后，以事类从，共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余条，记载较为完备。既有稗于遗闻，也可以资为谈助，对研究清代历史的学 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普通读者而言亦具备相当的阅读价值。 ，
作者小札：徐珂（1869年－1928年），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光绪年间（19年）举人。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加南社。曾担任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的幕僚，不久离去。1901年在上海担任了《外交报》、《东方杂志》的编辑，19年，接管《东方杂志》的杂纂部。与潘仕成、王晋卿、王辑塘、冒鹤亭等友好。编有《清稗类钞》、《历代白话诗选》、《古今词选集评》等。 1901年他到了上海，与束亚东、路同同相交往，因他长于文笔，又熟悉官方文书，喜欢收集邸报，而《外交报》正需要这样的文人，于是，徐珂便加入了该报。担任了《外交报》的编辑。外交报的成员有，董理一人（即张元济）、撰述一人（即蔡元培）、编辑一人（即徐珂）、译西文报一人（温宗饶），均由创始股东分任。另设译东文报一人，司帐一人，校缮一人，杂役二人。股东情况是：张元济两股，蔡元培杜亚泉合一股，温宗饶、商务印书馆各一股，赵从蕃、徐珂、沈幼珊股数不详（以上，据汪家熔先生提供的资料）。

《宋稗类钞》，顾名思义，也就是汇集有关宋代的稗官野史，从中摘抄分类而辑成，一共分为十九门，最后一门为《搜遗》，乃将各种难以确定其归属的几条摘抄汇聚而成。其他各类分别是：卷一，包括《君范》、《符命》、《吏治》、《武备》、《遭际》、《异数》、《诛谪》共七类。专记历代宋帝治国方略、大臣升降擢黜，符命归属，以及名臣宿将文治武功等事，其中《符命》一类，鼓吹“帝王之典，盖有天定”。收集了五十二则福由命定、祸乃天谴的事例，说得神乎其神。如第十八则说：“边镐为谢灵运后身，故小字康乐。范淳夫为邓仲华后身，故名祖禹。张平子后身为蔡伯喈，邹阳后身为东坡居士，即其习气，似皆不诬也”。说得言之凿凿，其实乃荒诞之极。
作者小札：潘永因，字长吉，江苏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可考。只知他是潘永元之弟。清康熙元年，因为清朝官吏借口通海而大肆逮捕无辜居民，借以敲诈，故而潘永因逃至平陵，埋头著书，编有《明稗类钞》，到康熙八年，即公元19年，编成《宋稗类钞》八卷。

叙述石信求取仙方，拜师学艺，学成后下山投军出战，与蛮兵斗法，最后三教和解，天下太平的故事。全书记扬州风土人情，以新奇市语，博读者一笑。“飞跎”为扬州土语，焦循《易余龠录》卷十八云：“凡人以虚语欺人者，谓之跳跎子；其巧甚虚甚者，则为飞跎。”
作者小札：邹必显，[清]（约公元一八八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号趣斋主人，江苏扬州人。评话称绝技，尝以扬州土话编辑成书，名之曰《扬州话》，又称《飞跎子书》。今本名《飞跎全传》，凡四卷三十二回，《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传于世。 乾隆五年郑板桥作序的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记邹必显说书：空心筋斗会腾挪，吃饭穿衣此辈多；倒树寻根邹必显，当场何苦说;飞跎。李斗《扬州画舫录》将他列入十位郡中称绝技者，独步一时的评话名家之一。并说他原住扬州姜家墩，后迁二敌台，性格温和，不苟言笑，但偶一雅谑，举座绝倒。邹有文才，能写打油诗，人多传之。

故事讲述唐贞观年间，薛仁贵征东有功，被封为平辽王。因与皇叔李道宗结怨，被陷下狱。幸于危急之薛丁山征西(10张)际，西凉哈迷国犯境，徐茂公立推荐仁贵挂帅征战，逃过此劫。 仁贵征西，误中圈套，被困锁阳城，为苏宝同飞镖所伤。当他伤重昏迷、魂游地府之际，得知儿子薛丁山尚在人间，并知自己与儿子有一段难解死结。 太宗见出征不利，征召能人挂帅。丁山请缨，一无敌之势夺得帅印，与母亲及妹妹出发西征。途中遇窦家兄妹拦路，丁山为求脱身，假意答允窦仙童的婚约，并招揽旗下，同往解救父亲之危。仁贵获救脱险，但却不满丁山阵上招亲，将之锁入天牢，以示惩戒。 苏宝同死讯传至哈迷国，群臣为之震惊，寒江关守将樊洪悲愤不绝。樊洪有女樊梨花，聪明机智，拜师学艺，临下山前，其师告知她与薛丁山有一段前世姻缘。 另一方面，樊梨花得悉薛丁山西征而至，遂出关欲会之，途中却遇上另一位青年武士薛应龙。薛应龙欲纳梨花为妻，但因比武输给梨花而被收为义子。 梨花继续赴会，仁贵上阵，亦非梨花对手。丁山与之交锋，梨花一见锺情，唯有装败。丁山欲乘胜追击，再次挑战梨花显出真功夫，丁山被擒。梨花要丁山娶之为妻，丁山假意应承……

《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作者小札：曾国藩（18年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表达出对这位已故乡人的推崇之情。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