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死了一个老秀才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召开，缺席的陈独秀，以自己的崇高威望，被选举成为首任中央局书记。

在参与中国这场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之时，陈独秀也陷入了感情的困惑。

陈独秀的原配，是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陈独秀跟原配育有三子一女，但却始终跟她合不来；1909年末，陈独秀喜欢上了自己的小姨子，跟高晓岚同父异母、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

▲高君曼（1888-1931）。

对于这位天生丽质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姨子，陈独秀很是倾慕，而高君曼也喜欢上了文学青年姐夫陈独秀。1910年，3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高君曼私奔到了杭州和上海，开始公开同居，两人此后育有二子一女。

高君曼是个好女子。陈独秀最为艰难之时，她不仅帮助陈独秀出版《新青年》杂志，而且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为他充当联络员，甚至一度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入狱。但到了1925年，胃病发作的陈独秀偶然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看病，又看上了另外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医生施之英。

很快，陈独秀开始带着施之英到杭州和扬州等地度起了“蜜月”，作为当时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辞而别、“离奇失踪”的陈独秀也让党内人士焦急万分，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于是公开在上海《民国报》上登出“寻人启事”。正在潇洒度蜜月的陈独秀看到了，才发来电报说他“生病”了，最近休养了一段时间，刚有点好转，准备回来干活了。（电报原文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5

陈独秀的这第三段感情，因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最终戛然而止。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始终只是个意气颇高的书生，却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政治史。以书生卷入政治，终其一生也玩不好的他，是矛盾和困惑的。

党成立后，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感到非常迷茫。当时，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党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党要继续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种混乱和自相矛盾的逻辑，让党内人士感觉到困惑不堪。向来敢做敢言的陈独秀，公开在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和前后不一：

“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

最终，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陈独秀被停职。随后，在大革命失败和白色恐怖的风潮下，女医生施之英离开了陈独秀，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被捕牺牲，他的女儿陈玉莹想为两位兄弟收尸，却被国民党拒绝。1928年，家破人亡的陈玉莹最终精神失常，病死在了上海。

1929年，张学良为了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指挥东北军强行收回了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随后，苏联军队出动击败东北军，并趁机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国内部分人士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向来直性子的陈独秀提出异议，并指出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最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此时的陈独秀惶惶如丧家之犬，这位本来意气勃发的书生，一方面成为党的弃儿，一方面又被国民党追捕，无奈下只好隐姓埋名，寄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的石库门房子里，1927年，也就是在这里，陈独秀遇见了比自己小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陈独秀与潘兰珍。

虎落平阳的陈独秀分外凄凉，潘兰珍则对这位隐姓埋名、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充满了好奇和同情，在同病相怜的彼此怜爱中，在上海的贫民窟里，1930年，5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潘兰珍最终走到了一起。

而这，也是风流的陈独秀，人生中的最后一份感情。

6

1932年，被国民党巨额悬赏通缉多年的陈独秀最终被捕，这也是他第四次和最后一次入狱。一直到此时，潘兰珍才知道，她爱恋的这位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当时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而在另一边，陈独秀则被训斥为资产阶级走狗，《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对于当时处于极度分裂的国共两党而言，对于陈独秀的讨伐，是当时国共两党难得的共识。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解送途中道路泥泞颠簸，但陈独秀却总是睡得很香，这让彭述之非常羡慕，对此当时已经53岁的陈独秀说：

“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被押送到南京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跑到监狱，请陈独秀题字，对此陈独秀也毫不客气，直接就写下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大字。

▲1937年初，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对于这位远在东方的知名人士，当时，就连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曾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宽大处理，对此蒋介石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年4月，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开庭审判陈独秀，名动一时的大律师章士钊免费为他辩护，对于法庭质控陈独秀危害国家的说法，陈独秀义气凛然地说：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当时，章士钊全力辩护，试图为陈独秀辩驳减刑，但陈独秀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以贬低共产主义来为自己减刑，对此旁听的人士纷纷惊叹说：真是“革命家”。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面对审判，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经常惹得法庭上哄堂大笑，而陈独秀的《辩护状》则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甚至将其选为法学系教材。